大丰簋也称天亡簋、朕簋、聃簋，金文学家多称天亡簋。器物铭文中有一句：“王又（有）大丰，王凡（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刘心源以为，依据文义，“天亡”是作器者名。故定名为“天亡簋”。唐兰依据铭文“隹（唯）朕又（有）蔑”，定名为“朕簋”。郭沫若以为“大丰”即“大封”，定名为“大丰簋”。
大丰簋 作者/供图
大丰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还有一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岐山。大丰簋曾被清末金石家陈介祺保藏30多年，现藏于我国国家博物馆。关于大丰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徐氏将该器命名为“周祀刊”。
大丰簋通高24厘米，口径20.5厘米，为一件四耳方座青铜簋，侈口外撇，腹部较直，圈足与方座连铸为一体，腹壁外对称铸有四只内卷角兽首耳，下有宽厚的长方形垂耳，显得慎严重方。圈足饰弯角鸟纹一周，簋身和方座装修两两相对的夔龙纹。夔龙身体蜷曲如蜗牛，利爪置于头下，头顶有触角，长鼻上卷，口内獠牙交织，形象奇怪。该器造型浑朴厚重，纹饰精巧，其四耳方座的器形和共同的夔龙纹均是西周前期所独有的款式。
因大丰簋腹内底有铭文8行78字，自发现以来一向遭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宣布过关于大丰簋铭文考释以及史实讨论方面的专题文章。尽管其时代问题现在已根本趋于共同，大大都学者都以为是周武王时器，但究竟是周武王克殷前仍是克殷后，学术界仍有争辩。
大丰簋铭文作者/供图
关于铭文的内容，学者或以为记载的是武王伐纣始发之前的礼祀活动，或以为记载的应与武王克殷后西归宗周所举办的礼祀活动有关，或以为记载的与武王牧野克殷前及这以后所举办的礼祀活动均无关，而与武王东土度邑有关，即记载了度邑后的定宅仪式，与周初的严重历史事件有关，为研讨周初立国状况及周朝祭祀准则供给了重要史料。郭沫若经过对铭文形制、纹饰的归纳研讨，定该器为西周铜器断代的规范器。
大丰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出运动与调和之美，笔画有轻有重，显示出天然书写带来的翰墨痕迹。铭文对偶整齐，用韵和谐，为商代卜辞和金文所未见，它创始了千古辞赋的先河，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大丰簋铭文中的“豊”字，刘心源、孙怡让释为礼。吴大澂以为是丰，为地名。郭沫若以为，封、丰本同声字，大丰当大封。吴闿生、于省吾也以为，丰、豊古代相通。杨树达以为，大丰乃游娱之事，不关仪式。李平心将此字释为丰，以为大丰为祭礼名，是皇帝举办大祭礼。岑仲勉以为，大封其一为封建诸侯，大丰实为后世封禅之一体；其二为奠醴或祼鬯之仪礼。裘锡圭以为，大丰是一种乐名或礼仪之名，置疑该器与作为乐器的丰有关。蔡运章以为，大礼即《礼记·乐记》所谓“祀天祭地”之大礼。马承源释为豊，以为大豊即大礼。
铭文中的“天室”一词，吴式芬释为昊室。吴大澂释为大室。天、大（太）古字相通，今大都学者释为天室。柯昌济以为，此“天室当系礼天之室，或祭室之代称”。郭沫若解为“祀天之所”，又言是“天亡之室”。陈梦家则言“‘王礼于天室’是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孙作云亦将天室作明堂解，即灵台。所谓天室、明堂，即周人祭先人的宗庙中心最大的一间。蔡运章释天室即太室，以为是指嵩山。
铭文中的“朕”字，陈介祺释为聃，并据此定该器名为聃敦。刘心源释为朕，为作器者名，故称其为朕簋。郭沫若释此字为媵。陈梦家释为誊。孙作云以为作我解。于省吾释为畯。
史载，商末之际文王受天之命，伐犬戎，破密须，败耆国，灭邘国，最终消除了商王朝西方最大的属国崇国，将国都迁到沣水西岸，次年病亡。太子姬发承继王位，是为武王。武王承继父志，“师修文王绪业”，东讨伐商，与商朝戎行决战牧野。商军倒戈，周军大胜，商王纣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消亡，周朝树立，史称西周。大丰簋当是周朝树立后祭祀文王时所作，与临潼出土的利簋同为西周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周人灭商后，接收了商王朝的工匠，在必定程度上秉承了商人的礼制，青铜器的表现手法大多是相同的。尽管如此，商周的青铜器仍是有差异的，大丰簋与商代簋的风格迥然有别，尤其是方座绝不见于商代，这是周人的典型器物。商代器物上的铭文较少，未见超越50字者，而大丰簋铭文多达78字，这也是与商器的差异之一。字数多少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商周两代礼制表现手法的差异性，也使青铜器显得愈加宝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