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讲堂·深度共享】
主题
邺下释教史迹与梵学传承
主讲人
何利群 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副研讨员
时刻
2019年08月16日 下午
地址
我国国家博物馆 学术报告厅
我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为了推进大众考古，推出“考古学人”系列讲座，约请考古学家共享自己的考古阅历，共享考古效果，遍及考古常识。本文为该系列讲座的第二篇，由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副研讨员、河北作业队副队长何利群在8月16日国博讲堂的讲座收拾而成。
邺城是我国中古以来国都规划的肇始地
邺城坐落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四省接壤，自古以来是华北平原比较发达的农耕区域，秦汉今后更成为华夏北方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20世纪50年代今后连续贯穿的北京至广州107国道、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以及新近修通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高速铁路全都经过邺城遗址周边，邺城地址地理方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咱们对邺城的认知，比较遍及的回忆应该是“西门豹治邺”，20世纪80年代初的小学语文讲义中就有这样一篇课文，最近查了一下，现在北京小学四年级的讲义里还保存有这篇古汉语短文。依据文献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始建邺城，战国初年成为魏国重要的前沿阵地，并撒播下来“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可是，从考古学视点并没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邺城遗址，秦汉时期城址方位也缺少清晰的依据。现经考古承认的城址是东汉晚期曹操受封魏王，作为王都而兴修的邺北城，以及东魏北齐时期依邺北城原址扩建而构成的邺南城。
邺城考古队是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与河北省文物研讨所于1983年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迄今已在邺城遗址进行了36年的考古作业，首要承认了邺城在前史上的三项重要定位：首先是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建安文学发祥地。自公元3世纪起，邺城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铜雀三台作为邺城的标志性建筑，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其次是国都规划肇始地，这是邺城考古最重要的作业效果。第三是佛法弘传的中兴地，近年的考古发现印证了邺城是公元6世纪中期华夏北方区域的释教文化中心，隋唐今后的许多释教宗派均缘起于邺城。
邺城考古最严峻的收成当属承认邺城是我国中古以来国都规划的肇始地。经过曹魏邺北城平面复原图能够看出，邺北城的制作创始了一种国都规划的新局面。其显着特色之一是实施了单一的宫城准则，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二是中轴对称，因为邺北城是先规划后制作，全城坚持较好的对称准则，现已开端呈现比较显着中轴线。其三是功用分区，即依照不同的功用对城市区块进行区分。
曹魏的邺北城长时间沿袭，十六国的后赵、冉魏、前燕先后在此定都。公元534年，北魏割裂，东魏从洛阳迁都到邺城。鉴于邺北城因战乱破毁严峻，迁都时又将洛阳一切的官僚机构、士卒大众及寺院僧尼都搬迁过来，因此在邺北城的基础上又扩建了邺南城，邺南城内城北墙上接邺北城的南城墙。直到6世纪末北齐消亡及随后的杨坚毁城移民，这一时期称之为邺南城时期。
邺南城的规划布局在文献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记载，即“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所谓“宪章前代”，显现邺南城的规划上承邺北城传统，“下则模写洛京”则是指它一起参阅了一起期的北魏洛阳城，构成了邺南城的建筑格式。咱们熟知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便是在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基础上兴修起来的。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准则及棋盘格状的里坊结构是整个东亚区域国都制作的范本。北宋时期的开封城、元代的大国都、明清以来的北京城的建筑格式都是遭到隋唐长安城的直接影响。日本和朝鲜半岛一起代的国都，如平城京、安全京和新罗王京等简直都彻底仿照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隋唐长安城的直接原型是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而这种布局的源头再往前就上溯到了曹魏邺北城，因此邺城能够说是中古今后东亚区域国都规划的里程碑。
邺城的释教开展
下面扼要介绍邺城释教开展的前史背景。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区域的释教最早昌盛于十六国后赵时期。因为西域高僧佛图澄遭到后赵皇帝石勒、石虎的极度爱崇，导致“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图澄的社会方位十分高，跟随的门徒数以万计。文献载其“所历州郡兴立梵宇八百九十三所”。邺城考古队于1997年和2001年进行的两次开掘中，发现两块可拼合的瓦当残块，当面文字为“大赵/光作浮屠”，是典型的十六国后赵时期的瓦当。作为古代建筑檐头起维护效果的建筑构件，这件瓦当是现在发现与我国古代释教地上寺院相关的最早的一件遗物，也是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前期僧人在邺城建塔立寺的有力依据。
东晋陆翙在已失佚的《邺中记》中提及后赵皇帝石虎笃信释教，并制造佛及比丘的形象。现在最早的有清晰编年的佛像是后赵的建武四年(338年)金铜造像，现存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十六国时期，邺城是华夏区域释教最为茂盛的区域。佛图澄之后，弟子道安承其衣钵。道安博学多识，德行杰出，著作丰盛，集汉代以来般若、禅法、毗昙诸学于一身，又兼创建僧团典礼、行规戒律、礼忏仪轨等，是我国前期释教开展传达过程中具有划年代含义的关键人物。
邺城区域释教高度发达的第二个阶段是东魏北齐时期。公元534年，北魏割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除官僚士民随迁之外，《洛阳伽蓝记》还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的记载。邺下释教全盛之时，正如《续高僧传》所记“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据计算北齐全国人口2300余万，而僧尼数量达200余万，近1/10的人落发，其结果是国家编民许多藏匿，构成赋役缺乏、国用不济。一起寺院又侵吞许多田产和财富，“崇重佛法造制穷极，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北齐佞佛之风可谓空前绝后。
因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释教极度昌盛，邺城的周边开凿了许多释教石窟寺，使之成为继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之后，华夏北方区域释教石窟寺最为会集的地址。邺城的石窟特色显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北响堂山石窟，是东魏北齐时期的规划最大的石窟寺，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是北齐晚期石窟的代表，其开凿都与其时的皇室重臣及高僧大德有直接的联系。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与北朝晚期闻名禅僧僧稠有关，僧稠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国师，石窟内有他供养礼拜的图画。林州洪谷寺是文献记载的文宣帝高洋为地论学高僧僧达所建的寺院。僧达声闻南朝，梁武帝景仰延请入宫说法，昼夜连席七宵，受戒为其弟子，盛大供养。安阳灵泉寺的大留圣窟，是东魏名僧道凭禅修的地址，也称之为“道凭石堂”。道凭的弟子灵裕更为有名，在灵泉寺建筑“金刚性力那罗延窟”，即今大住圣窟。邺城的这些石窟都与其时的高僧有直接联系，文献记载能与什物结合更凸显其学术含义。
邺城区域石窟的第二个特色是在石窟或摩崖上刻有许多的释教经典。但凡刻在崖面上的佛经，不管是真经仍是伪经，必定是其时十分盛行的经籍，据此能够了解华夏北方区域盛行的梵学思维。经过剖析这一时期的译经、刻经及高僧谱系，对讨论北朝晚期盛行的末法思维和梵学门户，以及追溯隋唐今后释教宗派的构成和开展具有重要的含义。子孙有七宗、九宗甚至十三宗等各种说法，其间地论、华严、净土、禅、律诸宗和三阶教等都是缘起于邺下。
为什么要把这些经典刻在崖面上?其实质反映了其时末法思维的盛行。释教将佛法住世区分为正法、像法及末法三个阶段。三时往后，即入法灭年代。为防备末法今后经文文字消灭殆尽，释教信徒们开端在石窟或摩崖上镌刻释教经文，因此刻经具有护持佛法、保存经像、以备法灭的重要内在。山东铁山《石颂》说到“逢劫火而莫烧……金石常存……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停”。北响堂山石窟南洞《唐邕刻经碑》说到“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灵泉寺大住圣窟门两边浮雕两身大型神王，“面别镌法灭之相”，都是这一观念的详细反映。邺城区域的释教刻经及相关图画是咱们研讨南北朝时期末法思维的重要依据。
现在最盛行的科幻小说是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主人公罗辑终究面对的使命便是如安在人类灭绝后永久保存地球文明的信息。惋惜的是，即便到了人类能够进行星际飞行的高科技年代，终究发现保存材料最长远的办法竟然仍是“把字刻在石头上”!释教的前贤们为了避免释教埋没，为使经典长存，他们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邺城释教寺院考古
下面向咱们要点介绍邺城释教寺院考古的首要发现。邺城考古队2000年今后的要点课题是探寻邺南城的外郭城，其间与释教密切相关的考古作业是邺南城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北吴庄释教造像埋藏坑及核桃园北齐大庄重寺的发现与开掘。
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从2002年开端开掘，发现的材料为咱们研讨北朝时期释教寺院的建筑格式、制作技能、舍利埋藏准则供给了详细材料。
赵彭城北朝梵宇的建筑格式反映的是北魏时期盛行的以佛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单院式的布局，向隋唐今后遍及存在的以佛殿为中心、多院多殿式布局的改变。
赵彭城北朝梵宇塔基开掘现场
放眼整个东亚区域，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寺院跟我国北方区域寺院有必定的时刻差，归纳起来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前期寺院的典型特色是佛塔占有寺院的中心方位，后边有大型的佛殿，一切建筑会集在一个大型的院子里边。这种格式是十六国到北魏以来释教寺院布局的特色，反映的是释迦崇拜的盛行，朝鲜半岛和日本前期寺院是对我国此类寺院直接或直接的仿照。
晚期寺院布局的显着特色是塔的方位下降，不管唐代寺院仍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寺院，其间心建筑已改变成大型佛殿。以中心佛殿为中心，寺院分成了许多院子，有些院子中还有略小的佛殿。这便是前面所说的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的单院式布局向以佛殿为中心多院多殿式布局的改变。为什么塔越来越不重要而佛殿越来越重要呢?从释教思维开展来说，前期的释教传承具有较多的小乘释教要素，“唯礼释迦”是其重要特征，而塔在本质上是释迦崇拜的标志。跟着大乘思维的遍及，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释教宗派构成了，不同的宗派往往分家同一寺院的不同院子，以不同的主尊作为供奉目标。从以塔为中心单院式寺院开展到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寺院，也表现了从释迦崇拜向宗派分立和崇拜目标多元化的演化。
而中期的赵彭城梵宇正处于这一改变的中间环节，尽管佛塔依然占有寺院的中心方位，但多院子、多佛殿的特征现已开端显现出来。适当于此期的日本法隆寺类型的寺院，塔和殿的方位现已并排了，而稍晚的川原寺类型寺院则在并排的塔和殿后边，又呈现了一个大型的佛殿，由此可见佛塔的方位在一步步的下降，而佛殿的方位在不断上升，直到终究构成了以佛殿为中心、多院多殿的建筑格式。
邺城考古队于2012年的1月7号完毕了赵彭城梵宇的开掘，1月10号发现了北吴庄释教造像埋藏坑，当年年末开端开掘核桃园北朝梵宇遗址，先后发现和开掘了核桃园1号塔基、5号门址、2号佛殿、佛殿两边6号、7号廊房、北部的3号大型殿堂部分和8号复廊建筑。
经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开掘现已承认核桃园建筑基址群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末年所建的大庄重寺。1号塔基地处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朱明门外大路东侧，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200米，西距赵彭城梵宇塔基约830米。经开掘承认该基址是北齐时期兴修的一座大型土木结构方形木塔遗址，塔基基槽宽约43米，深5米左右，出土遗物以灰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为主。在塔基中心距地上2米多深的基槽夯土层与卵石层接壤面上发现一件石函，上刻“三宝囗囗”笔迹。
核桃园1号塔基中心出土石函及卵石遗址
石函内置各类珍惜物件数以百计，其间内存水银的琉璃瓶和钟乳石质指节状物可能与舍利埋藏密切相关。
核桃园1号塔基石函内出土部分遗物
石函四周的巨细青瓷罐内除各种质地的珠饰和“常平五铢”外，还搀杂有已朽蚀的有机质板结物及“半两”、“五铢”及各类小型有用饰件。大瓷罐旁还发现有多枚双股铜钗和一腐烂的漆木质容器残迹。文献所载北齐武成帝高湛“层台别观，并树伽蓝。璧玉珠玑，咸充供具。……大宁元年，创营浮屠。脱珍御服，并入檀财”，或可为解说这类埋藏方法供给必定的头绪。而在石函前方由多块卵石垒砌，内有埋藏物的箭头状图画，其含义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大庄重寺佛殿台基面宽约35米、进深23米，面阔7间，进深4间，台基边际有包边和散水设备。佛殿两边有连廊和廊房，廊房前后分别是南北贯穿的走廊，与大殿南面的门址和北面的复廊呈围合情况。
北齐大庄重寺的发现与开掘对了解北朝晚期释教寺院布局、舍利瘗埋准则、建筑工艺技能以及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散布具有重要的含义。大庄重寺中心建筑群相对已比较清楚，但截止现在，没有发现寺院的外围边界，这是咱们下一步作业需要处理的问题。
邺城区域释教造像的发现与研讨
终究向咱们介绍邺城区域释教造像的发现与研讨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包含邺北城、邺南城及估测的外郭城)范围内连续出土了必定数量的北朝造像，地址触及河北临漳县邺镇、井龙、洪山、东和平、上柳、马辛庄、河图、板屯、栗辛庄、义城、张彭城、西灵芝、赵彭城、北吴庄等十余处村庄。此外磁县南白道村及成安城关镇南街出土的佛像亦属邺城京畿范围内的埋藏。历年所见者不乏经典之作，并有数次是具有埋藏坑性质的较大规划出土，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8年，临漳县习文乡上柳村建筑和平渠时出土5件石刻造像，其间编号1116的透雕白石一铺七身像通高73厘米，保存无缺，是北齐中后期“龙树背龛”式造像的典型代表。1980年和1987年还在该村先后发现了两件大型造像的底座。
1958年，习文乡河图棉站邻近建筑和平渠时出土东魏北齐造像十余件，尽管大多残缺，但部分造像的做工适当精巧。
1979年，习文乡栗辛庄村东出土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白石质，通高93厘米，保存完好，亦为东魏北齐造像精品之一。
1985年，习文乡上柳村西南漳河堤出土北魏正光元年至武泰元年铜造像8件，主尊多为观世音菩萨。
1997年，邺城考古队在习文乡板屯村开掘出一处埋藏有许多佛像碎块的灰坑，出土残块100余件(块)，均为白石质，形体较小，多为背屏式造像残块，有36件可辨识其形像或地址部位，还有82件碎块不辨其形。外表残见彩绘，部分有贴金痕。
1997年，成安县城关镇南街寺院遗址出土一批北魏至唐代造像，以东魏北齐背屏式白石造像为主，还有少量北魏的青石像及唐代红砂岩造像，总数量当在数百件以上，是邺城京畿区域释教造像的一次严峻发现。
2012年1月10日至25日，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郊的北吴庄北地漳河河滩内，抢救性开掘出一处释教造像埋藏坑。该埋藏坑地处东魏北齐邺南城东城墙东约3公里处，属估测的邺南郊外郭城区，子孙改道的漳河流经这一区域，因此在其上构成4-5米厚的流沙层。依据地层叠压联系和出土器物特征，该埋藏坑的年代不早于唐代。
北吴庄佛像埋藏坑开掘现场
埋藏坑内出土造像数量很多，经丈量编号的合计2895件(块)，还有3000左右造像碎片和少量砖、瓦、瓷片。造像堆积密布，其间未见有显着的分层和距离，整体呈无序情况。质地以白石为主，少量为青石，个别为陶质及其它石质，外表多残存有彩绘和贴金痕。年代从北魏至唐代，以东魏北齐时期造像占绝对多数。经新近计算，造像底座约900件，题记造像300件左右，体裁触及释迦、弥勒(交足、倚坐)、阿弥陀(无量寿)、药师、定光、卢舍那、释迦多宝、思惟太子、观世音、双菩萨和双思惟像等。前期造像组合以佛三尊像常见，北齐今后呈现较多的以佛或菩萨为主尊的五身像和七身像组合。
北吴庄佛像埋藏坑佛像堆积情况
结合历年出土造像，邺城区域北朝时期背屏式造像大体能够区分为四个开展阶段，现在邺城区域出土较早的是北魏中后期造像，年代约当于公元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均为青石质，特征与之前的云冈石窟造像款式共同。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造像数量逐步增多，材料以青石为主，东魏开端呈现较多白石像。其年代约当公元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之前，即北魏孝明帝景明初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兴和年间，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附近，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施汉化方针后，摹仿南朝造像而呈现的新款式。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刘伯阳造释迦像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三瑶、法荣造像
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造像数量大增，以白石为主。年代适当于6世纪中叶，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初年。造像款式主体连续前一阶段的风格，但在细部发生了改变。北齐中后期造像数量最多，绝大多数为白石。造像型式与前段比较发生了严峻改变，常以透雕双树为背屏，北齐新款式佛像为主尊，烘托以龙塔璎珞装修。此类“龙树背龛式”造像在公元6世纪中期今后广泛盛行，是邺城区域北齐中后期释教造像的典型款式。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僧略造释迦像
北齐佛七尊像
北吴庄释教造像埋藏坑地层联系清晰，出土佛像数量很多，造型精巧，体裁丰厚，年代跨过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各时期编年清晰，年代特征显着，为研讨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区域释教造像的类型和体裁供给了牢靠的标本，充沛显现了邺城作为华夏北方区域北朝晚期释教文化艺术中心的前史方位。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释教在我国释教开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别方位，是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区域继长安、洛阳之后的释教中心和释教思维会聚地，是三百多年来北方梵学的缩影和总结。关于南北朝梵学的差异，汤用彤先生从前提出“南边偏尚形而上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体系。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今后之宗派”。邺城释教虽终止于周武帝灭法、杨坚毁城，但其梵学精华深深植根于隋唐今后的华严、法华、法相、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中，形灭神在，传承有序。
(本文讲演材料及图片均由我国国家博物馆研讨院供给，原刊载于汹涌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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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
展期
2019/8/6 - 10/27
地址
我国国家博物馆 北16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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