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余年前，西南一隅的云南有一个神秘古国——滇国，其以滇池、抚仙湖地区为中心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 。
滇国以“滇”称，因境内有“周回数百里”的滇池而得名。关于滇国的历史，过去在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基本属于空白。究其原因，大抵是因为西南少数民族鲜有文字，中原文献对其记载又零星散乱，且多为传闻或转录。这就造成了人们对绚丽多姿的滇文化知之甚少，滇人的光辉历史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1]。
幸甚至哉，自195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滇国故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此间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它们造型独特、纹饰多样，为我们探索滇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具体的材料。贮贝器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贮贝器是用来贮藏海贝的容器，是云南文化的独特产物，也是滇国贵族地位与身份的象征。贮贝器的形制一般可简分为三类，即桶形贮贝器、鼓形贮贝器和异形贮贝器。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所谓鼓形贮贝器就是将原来的铜鼓翻转过来，充当容器，用以贮贝。至于贮贝器上的纹饰，题材则相当丰富，涵盖了祭祀、战争、狩猎、农耕、纺织、乐舞、家畜驯养等每个方面。它们有的阴刻于器身，有的焊铸于器盖，方寸之间为我们讲述着滇国的历史。
祭祀：祭祀是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之一，这一内容生动地反映在贮贝器的纹饰上，为后人所见。例如，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一件祭祀场面贮贝器，其器盖上共雕铸有35人，正中立一铜柱，侧有一通体鎏金的妇女，坐于肩舆内，被四个壮年抬着举行某种仪式，推测为祭祀仪式的主祭人。
以该主祭人为中心，周围散布着男女执事人员多名，他们或擎伞，或随侍，或骑马开道……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仿佛两千余年前的那场祭祀活动正井然有序地在我们面前进行着。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这些人中有一类人肩扛锄铲、身挎种袋、手持点种棒，他们表情肃穆、端庄谨慎，当属祭祀活动某一环节的具体操作人员。在主祭人的指挥下，他们怀着对神灵的虔诚之心，将象征着生存资料的种子播向大地，以祈求来年获得更好的收成。这似乎也在提醒我们，这是一场关于农耕的祭祀，祭祀的对象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中间那根高高的伞盖状铜柱，意味着破土而出的力量。同时，铜柱之“高”似乎又预示着它具有某种沟通天地的功能，祈求天降福泽，农功无恙。
此外，佟伟华先生指出：“盖沿的其余部分有数人，有的提篮叫卖，有的抱坛顶物，有的展示出卖物品，似为集市场面。”[2]佟先生敏锐地察觉到这类人与画面内其他人员存在差异，但这些人是不是在利用祭祀场所进行贸易，尚可商榷，毕竟就庄严的祭祀环境而言，似乎并不容许嘈杂的贸易存在。况且，在祭祀这一前提下，商品贸易很容易缺失它的必要主体——买主。
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依然是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头顶农作物象征着丰收后的喜悦，这类形象的出现意在表达农耕祭祀活动的全过程。此外，还有一类表现杀人祭祀场面的贮贝器，如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鼓形贮贝器、12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20号墓出土的杀人祭鼓场面贮贝器等。滇人杀人祭祀，将他们都以为最宝贵的财物以最虔诚的态度祭天礼地，预示着他们正在表达更为重要的祈求。
滇人的各种祭祀活动在贮贝器上得到了详尽的展示，他们或是为了庆祝农业丰收，或是举行祈年之礼……仪式多样，表现各异，但都曲折地反映了滇人的宗教信仰与崇拜。
征战：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的使用与战争紧密相连，构成古滇国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反映在众多造型奇特的兵器上，在贮贝器纹饰上也得到了生动地体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战争场面叠鼓形贮贝器。该贮贝器的器盖上生动地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画面中共有人22个，马5匹，他们正奋力厮杀，有的死；有的伤；有的举弩欲射，伺机偷袭；有的则匍匐在地，呜呼求饶……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宛在目前。
画面的中心是一身披盔甲、持缰跨马的高大人物，他应为此次战争的指挥者，并很可能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贮贝器上所呈现的情景，推测是为了纪念这位勇士一生中的某场辉煌的战争。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该墓属于滇国高级墓葬，随葬品丰富而精美，尤其难得的是，考古人员从中发掘出一枚蛇钮金印，上篆刻“滇王之印”四个大字，无疑，墓主为某一代滇王。将战争场面雕铸在象征滇王身份的叠鼓形贮贝器上，并随其下葬，似乎已成为其一生中最可资纪念的活动。
由此，我们更容易理解战争在滇国的重要地位。无独有偶，类似的情景还发现于石寨山13号墓，该墓出土的战争场面贮贝器，盖直径约30厘米，共铸有13个人物，其中处于画面中心位置的骑士身披盔甲，通体鎏金，高约12厘米，显得异常英勇。学者一般认为，这类场景表现了滇人与西部昆明人进行战争的状态。
从滇国出土的文物来看，兵器数量最多，且种类较全，这就告诉我们，当时滇民族的作战能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学者指出，滇国的军队中，“除指挥作战的首领外，还有数量较多的骑兵和步兵”[3]。如此一来，由于兵种不同，装备有异，其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颇有协同作战之意。
难说滇人是一个好战黩武的民族，但透物观之，他们似乎又对武力、对战争有着某种特殊的崇拜。这种崇拜，虽因史载阙如而遮掩了，但透过他们的“无字天书”依然可以管窥一二。
农耕：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人“耕田、有邑聚”，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纹饰证实了史书记载。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2号贮贝器腰部的图案，铸刻的正是人们走向田间劳作的场景[4]。在该墓1号贮贝器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幅滇人运粮入仓图。该图像右侧绘有典型的滇人长脊短檐式干栏式建筑用作仓房，左侧则有两个斜方格纹装饰的粮堆，用来表示刚刚收获的粮食。具体人物分为两排：上排绘滇人拎着篮子走向粮堆，下排绘滇人将粮食通过竹篮运向粮仓。同时在粮囤前有两位妇女作搬运状，在粮仓内有一人接粮入仓，整幅图中的滇人面露喜色，似为粮食丰收而感到喜悦。从图中我们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滇人是以稻为食，且拥有粮仓，对于粮食能做到有效的储存与管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图中有一位运粮者似将竹篮顶在头上，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运输[5]。这种奇特的运输方式至今在我国西南傣族地区仍然可以普遍看到，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
两汉时期，政府大力修建水利工程，营造陂池，滇人的稻作农业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管理下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东汉以后，牛耕在云南也逐渐推广开来，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说，犍为南部“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类情景的出现与滇国先民数百年的开发治理是分不开的。
纺织：云南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近几十年在云南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工具，如在滇池地区大量出土的陶纺轮和洱海地区出土的纺轮与打纬刀等，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勤劳的云南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
滇国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品大多已破损，给研究其纺织工艺造成了诸多不便，好在贮贝器上的纹饰为我们提供了补充材料。在云南春秋至两汉时期的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纺织工具，最为突出的是在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包括卷经杆、打纬刀在内的67件纺织工具，这为探索东周秦汉时期滇地的纺织情况提供了一定线索。1959年在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铜鼓形纺织场面贮贝器则通过实物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纺织情景。在直径不到25厘米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她们向心踞坐，正在用踞织机织布，表现了家庭奴隶从事纺织生产的场景，整个画面呈现一片繁忙景象。其中，端坐于铜鼓上的为滇国的贵族，似正在监督这些妇女的纺织活动。1992年江川李家山69号墓中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纺织场面筒形贮贝器，器身饰弦纹、圆圈纹及云纹，器盖上共铸妇女10人，6人低头绕线，4人同样在使用踞织机织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贮贝器上所使用的纺织工具——踞织机。踞织机，又称为原始腰机，采用手提综开口，结构相对比较简单、携带方便，便于初学者操作，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常见的织机。根据经轴固定方式的不同，踞织机可分为地桩式、足蹬式和悬挂式等类型。战国至西汉时期，我国内地已普遍使用有机架的斜织机，踞织机的使用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云南地区的情况与内地不同，滇人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纺织工具和青铜器上的图像，说明滇人保留了这种相对原始的纺织技术。此器为研究汉代滇人的手工艺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而目前在川滇交界处的俄亚纳西族乡俄日村，这种样式的踞织机仍在使用[6]。
乐舞：滇民族是一个善歌好舞的民族，这一点在出土的众多乐舞场面青铜器上得到了生动地反映。从考古资料来看，滇人的乐器以打击乐器为主，如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祭祀场面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一长方形物架，架上悬挂一錞于，横挂一铜鼓，并有一人跽坐于前敲击，似在演奏某种祭祀音乐。又如滇文化中出土的铜鼓、铜钟、铜锣、铜铃等，皆属打击乐器。滇人的舞蹈则可大致分为徒手舞和器具舞两大类。所谓徒手舞，就是仅凭舞蹈者个人身体的律动来完成相应整套动作，并不借助某种器具。
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鼓形贮贝器上的图像为我们呈现了这种歌舞形式。该图像可分为内外两层，其中外层共15人，着双襟长衣，手臂张开，手掌拇指与其他四指分开，为“蛙形掌”，舞蹈者围成一个圆圈。这样的舞蹈形式也在石寨山17号墓中出土的4件乐舞铜俑中得以发现，4人中1人吹葫芦丝伴奏，3人均张臂抬手，2人踢腿抬脚，舞姿优美，惟妙惟肖。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舞蹈形式与如今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的摆手舞十分相似。而器具舞则需借助某种工具，一般根据舞蹈者手中所持器物的不同，又可划分为羽翎舞、戈舞、刀舞、干戚舞、弓矢舞等。篇幅所限，于此不作铺展。
从这些乐舞场面的青铜器上，我们得知滇人擅于利用乐舞来烘托气氛，表达情绪，传递信仰。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在滇民的世界里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祭祀、娱神、狩猎、征战、祈年、庆祝丰收……它们慢慢的变成了古滇国人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滇，从战国到西汉，直至国除，凡四百余年。滇国的历史，由于史阙其文，其中的种种细节我们已难以尽知，很难说清楚“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族属，他们缘何而来，又归往何处。对于这个奇妙的古国及其文化体系，似乎需要回答的问题远远超出我们已掌握的材料和具备的能力。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其由一个小群体发展成一个伟大的族群，并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最终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此间一定经历了一个长期且坎坷的历程。滇民的祖先，暴霜斩棘，筚路蓝缕，一次次迎接环境变迁、民族纷争、内部冲突以及各种出乎意料的挑战，而这些，最终让滇人成为“滇人”。我们也不确知“滇”究竟是在哪一次危机中走向衰亡，但我们清楚的是，四百余年的岁月中，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文化的创造与交流，是信仰体系与民族习性的激荡与传承，是西南经济的普遍开发与民族的大规模融合……
参考文献
[1]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1-3.
[2]佟伟华.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J].文物，1999（9）.
[3]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22.
[4]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J].考古，2004（1）.
[5]樊海涛.古滇人的衣食住行略考[J].南方文物，2014（4）.
[6]李云，李晓岑.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织机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