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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实质是抒发。法外求法，有法无法，在自在的艺术王国里徜徉，这是书法最动听的一种境地。
书法有三个层次：一是方正停匀，点画不差；二是铸碑本，能出己意；三是技进乎道，以有限翰墨尽万象之美。此篇即为第三层次而说。
情面不外乎喜、怒、哀、乐、愁，观天观地，看山看水，好像都能有所依托，可是，寄之于书法线条，难于上青天。一难是必得以汉字为载体，而非鬼画符；二难是点线须合技法要求，而非随意挥就；三难是要除掉固执心，而不行有意为之；四难是要有真情真性，决不能故作气势；五难是胸中要广纳万象，而不能就字写字；六难是若不积学养气，着笔必定虚脱。天然，不只这六个方面。
有人以为，草书最能达人性格，也不见得。实际上，楷书、行书照样能充分体现性格。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越；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不独楷、行；隶、篆诸体也有相同的成效。所不同者，仅仅书家性格、兴趣爱好差异罢了，而无好坏之分。
人的性格，比如潮汐，涨落虽有定时而难为外物所抑。因而，书法写性格，假如囿于成法，必定难以畅怀。常常是破法比据守技法更重要。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合技法的破笔，或许说是败笔。这是为了达性格合理的破法，可发生一种残损的美，历代我们也难破例。一无是处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不是实在的美。二是离了法而去求道、求意，无迹或许无法可寻，然莫不合法。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即以意作书，不拘成法。其实，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的几句话说得更明晰。他说：“唐人用法严谨，晋人用法洒脱，然未见有无法者，意便是法。”
由此可见，法外之法，全在一个“意”字上。这不由使我想起形而上学的创始人，魏晋时的少年天才王弼关于言、象、意的剖析。他既提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提出“言生于象”“象生于言”。三者联系既别离，又有因果连锁，而终究意图是“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个观点在我国美学史和艺术史上影响非常大，其直接效果是在六朝和唐宋别离发生了“意象说”和“意境说”。
那么，再回到书法，不管意象抑或意境，首先应着眼于“意”。由于书法是最为笼统的艺术，若要使点线心灵化，必得离法趋意，寻求自在的发挥空间。意到则笔到，笔到则见意似，意似则生万象，万象出而境地成矣。一起，意也是多元的。从抒发上说是美学的，从思辨上说是哲学的，从实用上说是符合人道道德的。这一点，又恰恰建立在法的基础上。
总归，我国书法便是理与趣、法与意、技与道相生相成，难分难解的一种境地。若要求法外之法，功夫即在书外。一旦求得，就能到达庄子所说的“与六合精力相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