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拈花一笑梵音起。释教自东汉末传入我国，历经数百年的演化，在南北朝迎来了第一个开展顶峰。佛造像表现了我国古代雕塑技艺与精力崇奉的高度交融。但由于各种原因，南朝的释教艺术作品撒播于世者远较北朝稀有。现在首要的考古什物材料会集发现于南朝时期的重镇之一——益州，即今成都及其附近区域。
成都博物馆2020年开年大展——“映世菩提”特展将于1月14日拉开帷幕，来自成都、青州、邺城等地百余件独具风格的释教造像将会集露脸，演绎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宝塔万象。本次展览将从头审视成都南朝造像，解读其在我国释教史上的重要位置，是迄今最全面展现四川南朝造像全体相貌的一次展览。
多尊造像首秀
释教传入我国的三百年后，其造像艺术在南北朝时期呈现了第一次顶峰。与北朝造像的丰厚遗存比较，南朝造像什物材料极为稀疏。南朝时相对“偏安”的益州(成都），是我国南朝造像出土最多、保存相对无缺的当地，其时的盛景可见一斑。
从清末光绪8年至1954年，成都万梵宇共发现了200多件石刻造像，1995年西安路出土9件南朝造像，2014年下同仁路出土百余件南朝造像，2017年实业街福感寺遗址也出土很多南北朝造像……填补了我国南朝石刻的空白。
本次展览中，将有多件展品是初次面向大众敞开，例如成都万梵宇出土的造像残石座，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菩萨立像等，让观众一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象。
造像的年代审美
释教传入我国后，我国人不断结合本乡艺术，创造出一种既契合宗教典型、也兼容于华夏社会审美价值观的造像。魏晋南北朝，大多数的造像面庞娟秀、眉宇开畅、神态淡泊，展现出一种洒脱、潇洒的气质，也是汉文明精力、汉民族特质的强化。
本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之一，是四川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这是四川区域现存有清晰南朝编年年代的最早佛造像碑。正面弥勒佛及反面无量寿佛均内着僧祇衣，胸前系带结，外披一层袈裟，下身着涅槃僧（裙）。这种双领下垂、胸前系带的佛衣款式被称作“褒衣博带式”，是汉地自创的佛衣款式。
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 四川博物院藏
这种款式在南朝鼓起，影响至北朝，开展至隋唐盛极一时，成为我国汉传释教中佛像的首要服装，影响涉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后世佛像穿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区域，在释教东传及其汉化的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成都特征的造像
公元六世纪初，释教开展迎来顶峰时期。梁武帝自称为转轮圣王，将阿育王崇奉作为治国理念，仿效阿育王，亲自宏扬佛法，阿育王崇奉蔚成风气。但阿育王像在国内却极为稀有，仅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阿育王像什物悉数会集于成都区域。
阿育王像款式除了“西域复古”外，也有着我国化的特征。本次展览，也将展出5件出土于成都西安路、万梵宇、下同仁路等地的阿育王像（头像）。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除四川范围内出土的造像外，还有来自江苏南京、河北邺城、山东青州等地的造像。观众能够经过与其时凉州、建康、青州、邺城等地同时期佛造像的比较，了解南北释教文明的沟通与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