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为何会消亡承载的文明体量太小了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2020-03-30 22:38:51  阅读:9093 作者:责任编辑NO。姜敏0568

问:为什么首崇满洲“国语骑射”的满清皇帝,最终仍是挑选汉人严复为清帝国国歌作全汉字歌词,且该国歌曲也为古代汉地雅乐风格?这是否能阐明,由于满文明相对于一起期汉文明是落后的弱势文明,所以最终满语文在清末丧失了控制位置呢?

清廷的国歌,公布于1911年10月4日,名为《巩金瓯》,乐曲由宗室溥侗选自康乾年代的皇家颂歌,歌词的确是由严复发明的汉文歌词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天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以讴歌清廷为宗旨的国歌,只用了四个月。它公布后仅六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南京临时政府于同月公布了新国歌,歌词一变为称颂陈旧我国拥抱现代文明

“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荡五色旗,民国荣光,大好河山普照。我同胞,鼓动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图:1911年10月13日《申报》对清廷拟定国歌的报导

这是题外话。回到问题自身。《巩金瓯》这首汉语国歌,的确意味着满语在其时已趋近消亡,以至于以满语为“国语”的清廷,也不得不扔掉创制满语国歌。

满语为何会消亡?

公元1599年,也便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人参阅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后来皇太极又指令对满文进行改善,批改了许多表达上的问题。尔后直到1912年,满语(清文)一向是清朝的官定国语。

作为国语,满语取得了皇权长时间的强硬加持

在皇太极看来,满文与后金的国运休戚相关,他下旨要求后金境内运用汉语的当地,须悉数改用满文,违者严惩。其时的军令、政书、文件、档案等,一概以满文书写。所以,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年代,旗人底子上全都知晓满语,被俘虏的汉人为便于生计,也大多娴熟掌握了满语。

顺治年代,为维护满语,太庙等祭祀场所全面“停读汉文,只读满文”,宗室子弟也被取消了学习汉文的时机。康熙可以娴熟运用汉文,但他要求八旗幼童有必要会写会说满文,旗人写奏折也有必要用满文,且知晓满文者在仕途上可以优先得到选拔。为投合康熙的喜爱,其时刑部的奏谳悉数为满文,这一现象直到康熙四十三年,才因刑部尚书王掞反对“汉臣(看不懂文件)形同虚设”而变革,变为一起搞满汉两套文书。

图:康熙朝的满文上谕

雍正的方针,与康熙大体类似,即以官位为饵,诱惑旗人和汉人学习满语,为此拟定的官职升降法规则,若八旗汉军不能用满语书写自己的经历,遇上升职时机,连列名的资历都没有;现任职务也会遭受停发俸禄的赏罚,直到学好满语。驻守雄县的八旗兵丁因悉数“不能清语”,不会说满语,雍正一怒之下将该处官员悉数除名。

乾隆年代对满语的方针扶持,可以说是集上述一切手法于一体。详细包含:朝廷各部门的文件有必要要有满文、汉文两份;旗人集合时,不管大臣或许战士,有必要以满语沟通;将“国语骑射”作为八旗子弟升职降职的重要依据;旗人上奏言事有必要运用满文,不必满文或满文用得欠好,轻则申饬,重则除名;……发展到极致时,乾隆甚至下旨对不能正常运用满语的八旗子弟进行连坐,将“伊父兄同时治罪”。

皇权无远弗届,却非无所不能。以上种种,都没有可以阻挠满人扔掉满语、投入汉语的怀有。

1752年,也便是乾隆十七年,吏部带了两名新考中的“笔帖式”,永泰和五达,去见皇帝。这二人来自盛京,这是清廷的“底子之地”,满人比汉人要多(其时施行封关方针,汉人很难迁往东北);且“笔帖式”这个职位,本便是一种满人的专属官职,首要担任翻译汉、满章奏与文书誊写。乾隆觉得二人的满语水平必定不错,用满语与二人沟通,不料成果却是“清语陌生,不能奏对”,彼此间无法沟通。乾隆慨叹说,“其他想更无足观”,这两人姑且如此,其他人就别提了。

乾隆严令整理龙兴之地的满语教育,但并无作用。1765年,一名叫当官保的盛京官员,被带去觐见乾隆,乾隆用满语和他沟通,再度发现此人“不能清语”,不会说满语。龙颜大怒之后,乾隆指令,今后盛京送到京城来的人,假如还有这种不会讲满语的家伙,谁送来的就严峻追查谁的职责。皇帝的愤恨,犹如打在棉花上的铁拳。1775年,盛京的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了笔帖式,就任前,吏部带了他来觐见,乾隆用满语与之攀谈,再次发现这个果尔敏只会用满语背诵自己的经历,其他一概听不懂、答不上,无法沟通。

满人居多的盛京姑且如此,关内的状况自是可想而知。乾隆末年,驻防在关内各地的满人,已遍及运用汉文。到了嘉庆、道光年代,关内驻防地的满人已底子停止运用满文。嘉庆七年,皇帝无法地感叹道:

“早年满洲尽皆知晓满文,是以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陌生,不识清字。”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尽管朝廷的奏折、公函甚至对外公约,仍常常运用满文;满官写给皇帝的奏折若非满文,也常常会遭到申饬甚至除名,但整体而言,满语已是名存实亡。

图:慈禧满文朱笔批复存候折

满语的消亡,有许多原因。比方,入关后讲汉语的人口远远多过了讲满语的人口;再比方,满语在表达上有一些缺乏的当地,某些事物找不到对应的词,某些现象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方式。但究其底子,中心原因仍在于:满语所承载的文明体量,实在太小了

清朝皇帝很早就认识到了文明体量与言语命运之间的联系。

在皇太极看来,满语的存亡,联系着国家的存亡,他说过“弃其国语习他国之语而昌盛者,亦未之有矣”这样的话。但皇太极也很清楚,自己面临着一种“有满语而无满语书”的窘境。为脱节这种窘境,皇太极做起了“文明的转移工”。他先是向朝鲜索求金代与元代人翻译的《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朝鲜方面回复说手中只要“全国通行本”,也便是汉文书写的版别,没有金代、元代的翻译著。无法之下,皇太极只好指令达海(满文的修订者)直接进行汉文典籍的翻译作业。

皇太极朝廷内的汉官,主张先将《四书》《孝经》《六韬》《孙吴》《素书》《通鉴》和历代史书翻译为满文,由于这儿面有“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最急需的“治平之道”。皇太极的指示则是:汉文史书傍边有许多“饰辞”,也便是假话,没必要全读,从辽宋金元的史书中摘取一部分对治国理政有价值的翻译过来就行了,至于那些描绘交兵多少个回合、施放了何种神通之类的别史文学,没有价值,“当停其翻译”。这个指示透露出一种奇妙的对立:翻译者喜爱通俗文学,皇太极则勒令他们有必要先为政治需求服务。达海1632年逝世时,后金正在翻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注:翻译自三国演义)与《大乘经》。

顺治年代,清廷翻译出书了辽金元三史、《三国演义》《洪武宝训》《诗经》与《表忠录》。还从汉文典籍中抽取文章翻译编纂,出书了《劝学文》《御制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劝善要言》《范行恒言》《内则衍义》等书本。从书名不难看出,这些都归于政治宣教类出书物,皇帝很喜爱,一般满人则未必——其时的满人最喜爱的翻译书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刻画了许多满人的价值观,也有许多满人将领直接拿它当兵法来读。《南宋演义》与《唐代演义》也很受欢迎。

图:顺治时翻译的满文版《三国演义》

康熙年代,“文明的转移”有了专门的组织。先是在1671年左右建立了“内翻书房”,担任翻译皇帝看中的汉文材料。1680年,又建立了“武英殿修书处”,在这个组织的掌管下,“凡四书五经现已翻译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这句总结出自康熙之口,它透露了两个消息:(1)在皇权的支持下,已有十分多的汉文书本被翻译成了满文;(2)这场文明的转移,局限于“有关于治道者”,是依照皇权的喜爱来挑选的,一般满人的喜爱与需求,并不在考虑之列。尽管康熙自诩“靡不译尽”,但这种挑选实际上等于严峻限制了满语所承载的文明体量。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民间曾呈现过满文版的《西厢记》与《金瓶梅》,译者虽未署名,但从序言中“余趁空闲之时作了修订”(从满文翻译)这类字句,可以知道这两本书的翻译并非官方行为。天然,皇权是不喜爱这种书本的,满文版的《西厢记》与《金瓶梅》,在乾隆年代引起了官方的留意,被皇帝下旨封禁。

图:康熙四十七年翻译的《金瓶梅》

1742年,乾隆下达了一份针对宗室子弟的谕旨。在谕旨中,他重复了一百年前顺治皇帝的禁令:

“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建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清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清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免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清书。尔衙门传示。”

顺治下达这样的禁令,阐明在他那个年代,“宗室子弟”现已呈现了不喜满语、专学汉文的倾向。乾隆重申顺治的禁令,阐明这种倾向百年来并没有正真取得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原因天然也是清楚明了的:面临更大的文明体量,那里有更多的小说,更多的戏剧,更多的游戏……谁会乐意老老实实呆在满文文明圈,只读那些通过官方拣选的翻译版书本呢?

也便是说,从皇太极到乾隆,皇帝们一向在顽固地做无用功

他们想要维护满语,由于他们觉得满语的存亡与政权存亡密不可分。他们也知道满语有一个先天缺点,便是“有满语而无满语书”,满语承载的文明体量太小,所以一向在做转移工,想要将汉语所承载的文明,尽可能多地搬进满语傍边。但在转移的过程中,他们好像并未认识到:言语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可以多大程度上满意君王的需求,而在于它可以承载多少自在发明与自在表达。

试想,假如汉语只能承载朱元璋《大诰》里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而不能承载《孟子》的“民贵君轻”,不能承载《西厢记》与《金瓶梅》,也不能承载赵友钦(元代人)的“小孔成像”试验……当汉语与其他言语发作不可避免的沟通与触摸,它还会有生命力吗?

参阅材料

陈力,《清朝“国语”方针研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于家富,《乾隆朝国语维护准则论》,我国政法大学出书社,2013年。

章雄伟,《十六—十九世纪我国出书研讨》,上海人民出书社,2011年。

鲍明,《满族文明形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系统研讨》,辽宁民族出书社,2005年。

林家有,《辛亥革命对满族的影响——满语满文抛弃的原因探究》。

王世凯,《辽宁区域满语资源及其办理》,辽宁民族出书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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