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树堂序跋录》，陈郁著，国家图书馆出书社2019年12月出书，209页，80.00元
从“铭心绝品——崔敬邕墓志”说起
碑本保藏以墓志为大宗，墓志保藏以六朝为首选，若论六朝墓志最闻名者，除却《张黑女》，便是《崔敬邕》，绝无二选。《崔敬邕墓志》传世合计五本，在这五本中，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非“扬州成氏本”莫属。此本撒播有绪，纸墨并佳，加之光绪丙午（1906）刘鹗用日本珂罗版术精印百部，后又经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曲折翻印，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2015年陈郁以重金购得此册“扬州成氏本”，对嘉树堂碑本保藏来说，是具有“里程碑”含义的。
《崔敬邕墓志》
善本碑本除了极高的文物价值外，更多的是传递保藏文明的理念。“扬州成氏本”带有稠密的“传古”情结，与传统的保藏之道——“秘而藏之，慎勿轻以示人”天壤之别，陈郁深受刘鹗影印传达善本的启示，仿效前贤，使之化身千百，所以敞开了《嘉树堂珍本碑本丛刊》的影印作业，每种也印一百册，册前各有出书导语一篇，这便是咱们今日看到的《嘉树堂序跋录》一书的内容来历。
下面就来谈谈我学习《嘉树堂序跋录》的几点领会和感受。
出土时刻准确性的评论
作为一名碑本大保藏家，陈郁天然是以获取善本为最终目标。
何为“善本”，简言之，无非是传拓时刻早，传拓数量少的珍稀碑本。传拓时刻早，终究要早到何时？传世闻名碑文，寻求宋拓、明拓当然不在话下，对那些后出碑文，就要追溯到碑文出土之初。因而，对出土时刻准确性的评论，是陈郁研讨碑本的第一个科目。
《嘉树堂序跋录》载有《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墓石清嘉庆年间陕西咸宁出土，详细时刻文献记载各有不同，近现代碑本断定家一般以为在嘉庆二十年（1815），如方若《校碑漫笔》言“二志嘉庆二十年（1815）在陕西咸宁出土，为武进陆劭闻耀遹所得，辇归乡里”。尔后，张彦生、王壮弘、马子云等均沿用此说。可是，陈郁并不顺从，查检嘉庆二十四年（181）碑文原石保藏者——陆耀遹参加编修《咸宁县志》 ，找到“于嘉庆十二年（1807）出土”的记载。因而，其出土时刻就有嘉庆十二年（1807）和嘉庆二十年（1815）两种说法。
尔后，陈郁查阅到同治甲戌（1874）刊刻《金石续编》卷三有陆耀遹原文：“此元公志石与夫人姬氏志石，并于嘉庆初出土。石完好。予得拓本珍玩十数年，并二石购得之，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夏载之江左，藏于家。”这样就找到“嘉庆初出土”的第三种说法，现实的本相终究怎么？
幸亏嘉树堂藏本中留有陆耀遹手书题跋真迹，其跋曰：“嘉庆初始出于南山，二石俱完好。余以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见拓本于西安，戊寅（1818）购其石以归。”此段文字不只提出“嘉庆初出土”，还提及“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见到拓本”，然后彻底否定嘉庆十二年（1807）和嘉庆二十年（1815）两种说法。
此册《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陆耀遹题跋本，是存有原石保藏名家自己题跋的传本，具有第一手文献史料价值，远远高出其他传世善本，这恐怕便是嘉树堂不惜重金购买的决计地点。
重视递藏联系
善本碑本既不会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沉没人间而无人知晓。清代金石学昌盛，历代传世善本碑本得到体系收拾，历经名家递藏，大多有了好的归属，因而，理清善本碑本的保藏途径和递藏联系，是陈郁碑本研讨的第二个科目。
嘉树堂藏《景君碑》，清末为端方一切，其金石同好及幕友纷繁题记题跋，均审为清初拓本。在端方保藏之前，此本为庄缙度藏物。陈郁查阅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得知庄缙度所藏汉碑善本甚富，来历多是黄小松、李东桥旧藏，庄氏与黄易曾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同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他承继了黄易的衣钵，喜爱访碑，并亲身椎拓与装订，且装订款式也仿效黄易。庄缙度所藏碑版，日后又多归端方。如此，既理清了递藏联系，又证明了递藏联系的合理性，真可谓“明明白白”藏碑本。
《明拓天发神谶碑》
2012年7月，陈郁自杭州西泠拍卖购得《明拓天发神谶碑》，这是他花费过百万而保藏的首件碑本，在嘉树堂保藏的很多碑本中，它一直是陈郁最喜欢的几件之一。
除了因原石于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存世拓本稀见，且此本为明拓善本之外，还有以下几层考虑：首要，装帧考究，古锦面板，题签精到；其次，淡墨精拓，没有一点填墨涂描；再次，历经名家递藏并多有跋语。此本数百年来之保藏者有：王澍、顾武保、杨文荪、吴志恭、陈墫、吴云、张祖翼、陈景陶、秦淦等。题签题端题跋者很多，计有：褚德彝、秦淦、陈景陶、吴志恭、杨澥、张祖翼、钱步文等。这种递藏与题跋的奢华阵型，无异于“联名担保”，这才是向来碑本保藏家的独爱。一册在手，咱们好像置身古代金石家的朋友圈，加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金石雅集。
重视文献记载
清代金石学昌盛，金石文献汗牛充栋，既有金石专书，又有散见于方志、文集、题跋等等各类信息，收拾這些文献记载，又为碑本保藏供给了附加的“趣味”，当然，这种趣味非有学问和意志者不能享受。
《三老碑》
《序跋录》开篇便是《三老碑》，陈郁这样写道：“令笔者快乐及难忘的是，当年拍得《三老碑》拓本后，因见册后题跋与一般的校碑鉴赏题记不同，内容详尽，此碑之来龙去脉告知甚为清楚，故初次从校读碑版延及研读文史，查阅了俞樾、蒋光煦、傅以礼等人的相关著作，几经反复，彼此印证，总算略知大约，是为近十数年搜索碑文拓本初次用力者，也为自己打开了别的一扇门：不只需读碑，校勘版别，也要披览文献，澄清文史。”以上文字，能够视为陈郁鉴藏研讨碑本的体悟。
重视文献史料价值，不得不提及嘉树堂藏《蜀中七阙》，蜀中汉阙的清前期拓本极稀见，清中期拓本亦罕觏，况且七阙合为一册，可谓大观。在此篇结尾处，陈郁写道：“笔者还有一个十分个人化的偏好和倾向，即除却人见人爱的碑本大名品之外，对那些小众的种类，只需意味十足，包含具有文献材料价值，亦必珍爱，更况且此前从未印行者。不指想如虎添翼，但求拾遗补缺。”陈郁的“偏好和倾向”，的确令嘉树堂碑本藏品异乎寻常、高出一筹。
《石门铭》
在评论《石门铭》“此字本”的传拓开始时刻时，陈郁以为清乾隆间拓本好像最早，即乾隆年间或许是“此字本”的时刻上限，前史文献也支撑这一点。然后指出“碑版的校勘与辨别，有必要与前史文献相一致，这是笔者近些年来的切身感受，也是往后进一步尽力研讨探求的方向，希冀能从故纸堆里发现前史的本相，只是校碑是远远不够的”。
传统校碑一般只能分出迟早与先后，要推断出切当的传拓时刻，恐怕只需检索前人相关文献材料，这是碑本断定研讨的一个重要转型和打破，陈郁领先了一步，可谓先行者。往后碑本断定的话语权，必将归于那些既具有很多碑本藏品又把握文献材料的常识精英。
穷追考据点的切当时刻
旧时保藏碑本考究“校碑考据点”，即以某行某字损与不损来剖析碑本的传拓时刻先后，至于何时损坏，一般无人去探求，由于费时而无功，陈郁却知难而上，乐此不疲，且构成嘉樹堂碑本研讨的特征。
关于《石门铭》“此”字何时泐损，陈郁检得姚华《弗堂类稿》记载：“曾见端午桥本，标为清初搨者，‘此’字石花尚较好，惟墨色字口笔势结法，终不能满志耳。端本固是较旧之本，抑亦不能在王兰泉前也。”其所谓“王兰泉前”，自当乾隆之前。继而又引证吴大澂《石门访碑记》的文字：“《王远书铭》，石多绽裂，摹拓较难，近遣张懋功精拓一本，较王氏《金石萃编》多三十七字又半字三。第二行‘此门’，‘门’上一字全泐，《萃编》作‘此’字。”吴大澂石门访碑，时在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此”字已损泐并掉落，是为石门铭“此”字本的时刻下限。据此，陈郁得出“此”字本开始断定的时刻上下限，即从乾隆后期至同治晚期。
在怎么看待校碑考据点问题上，陈郁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研讨《西狭颂》（沈心醇藏本）时他指出：“此摩崖石刻体量如此巨大，外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加之不同拓工不同拓法，再者户外椎拓受制于一时变化无常的天然环境，即便同一时期的拓片都会有不同，假如拘泥于某个字及其细微的笔画之细微不同，恐有钻牛角尖之嫌，会将同一时期的拓本视为纷歧起期的，使人在寻求早本或善本时，守株待兔，耳食之言。”这一观点将摩崖与一般碑版的校碑办法差异开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首先走出了鉴藏的误区。
在《序跋录》中，陈郁还常常说到：“校勘碑版不只需与早本比较（往上看），也要与晚本比较（往下看）。”这种上下“两看”，曩昔只需碑本商人才具有如此条件，一般藏家一般不会一起具有多种拓本，现在碑本各种印本广为传达，网上材料层出不穷，为陈郁提出的上下“两看”，供给了条件与或许，今日的藏家澄清碑本考据的来龙去脉现已不是难题，相反变成了一门必修课。
不放过任何一个保藏细节
碑本鉴藏，需求有不放过任何一个保藏细节的本领，考量的是保藏家的记忆力和串并信息的本事。细节，正是碑本保藏的趣味地点，碑本保藏差异于其他艺术品保藏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一件碑本有着无穷尽的细节，值得碑本保藏者不断探求，能够把玩数年乃至终身，一直有常读常新的意外收成。
嘉树堂藏《景君碑》有一段庄缙度题跋：“余藏此碑旧拓一本，将含糊之字割去，致使不完，复少碑阴碑额，大为婉惜。嗣于济庠拓得足本，又不及旧本之佳。今获此册，审为百年旧搨，字无残失，书以志憙。”庄缙度藏有两件《景君碑》旧拓的细节，引起陈郁重视，他在《序跋录》里写道：“近来闲赋于家，收拾材料，复见上海朵云轩1996年秋拍有旧拓《景君碑》一册，亦端方旧藏本，有杨守敬、张之洞、张祖翼、李葆恂、吴广霈、褚德彝等题跋。该本亦庄缙度旧物，即庄缙度题跋所言‘含糊之字割去，致使不完，复少碑阴碑额’之本。”
此外，陈郁在把玩《孔褒碑》王瓘藏本時，注意到册末有“王孝禹所藏数百年前旧拓本”钤印，日后又见上海博物保藏明拓《石鼓文》黄帛本（王瓘藏本），亦钤有此印，由此得出结论：此枚王氏印章从不简单钤打，是王瓘所藏珍本碑本的符号。这种意外串并两个善本的趣味，只需不放过任何细节的保藏家方能领会。
重视墨色
碑本墨色，是碑本鉴藏的有用抓手，也是衡量碑本保藏家断定素质的一把标尺，运用得好，事半功倍，运用不妥，逢“黑”便是明拓，家藏明拓数千，亦只能见笑大方了。
关于碑本纸墨，陈郁自有心得。嘉树堂藏《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此石嘉庆初年始出土，嘉庆二十三年（1818）归陆耀遹保藏。旧时相传：“二志未归武进陆氏时，石藏两家，故（初拓）墨色纷歧。凡墨色一概者，皆已归陆氏后拓本也。”陈郁以为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初拓二志拓法及墨色的确显着不同，应出于不同拓工之手，可是，嘉树堂藏陆耀遹拓本（并非初拓），墨色也纷歧致。究其原因是，《元公》一石外表有很多横向细擦痕，然后导致墨本墨色与《姬氏墓志》不同，稍浅，这才是两者墨色纷歧的实在原因，而非拓工不同的原因。
重视墨色，更重视客观现实。陈郁在剖析《孔宙碑》（丁念先旧藏本）时谈道：“依笔者之见，尽管此本纸墨甚古，拓法甚早，但断不敢上溯至宋（注：前人多将此本视为宋拓）。笔者以为，前贤所言‘汉碑无宋拓，摩崖无明拓’，仍是有适当道理的。笔者是典型的保守派，天然会遵循这一传统说法，而不越雷池一步。况且，能得到明初拓本之汉碑，现已适当知足。由多年保藏辨别碑版的经历而知，宋拓仅限于唐碑，而汉碑充其量早至明初罢了，其间便是《孔宙碑》。”对自藏本有清醒正确的认知，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许多藏家受此病连累，且终身不得治疗。因而，鉴藏碑本有必要要有一个可供评论的朋友圈，决不能凭空捏造。
记载保藏时刻价格与保藏动机
历代碑本鉴藏尽管存有很多文献材料，可是有关碑本价格和购买动机鲜有触及，留下不少缺憾。陈郁将相相关的内容写进《嘉树堂序跋录》，我以为也是本书一大闪光点，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不少启示，跟着韶光推移，对后人更有实践指导含义。
早就传闻碑本保藏圈的朋友将陈郁呼为“陈疯子”，以为他购买的碑本多是“天价”，只需陈郁进入拍卖商场，一般藏家就再无捡漏或许。对“陈疯子”这一绰号，陈郁欣然接受，还刻印一方“有人叫我陈疯子”。现在咱们回看这些“天价”碑本，一定会感佩陈郁的英明决断，而这背面运筹帷幄的故事，则尽在《嘉树堂序跋录》。
